富人轉籍潮給台灣稅改的啟示
| 社論 | 意見評論 | 聯合新聞網
在歐美掀起的「富人稅」風潮，出現微妙現象，重稅主義有將超級富豪推向亞洲的趨勢，特別是以輕稅著稱的新加坡， 近年衍然是富人轉籍的天堂。馬總統第二任就職演說，強調量能課稅與租稅公義，是打造幸福台灣的五大支柱之一。然其對量能課稅的信仰，因證所稅陷入進退兩難、激化階級對立的泥淖，無分貧富皆對幸福無感。緊挨著新加坡的台灣，其實沒有重稅的籌碼，馬政府不能只停格在量能課稅，打造幸福國度還要多加一步「全民輕稅」的好棋。
美國臉書共同創辦人沙佛林據傳將轉籍新加坡，在此之前，他已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。外界臆測，沙佛林若在臉書上市前入籍新加坡，至少可以省下約6億美元的稅金。台灣也有不少富豪及富二代轉籍新加坡，例如聯電名譽董事長曹興誠與台塑長孫王泉仁（放棄美國籍）。富豪入籍新加坡，理由不外經商方便、中英雙語、政府清廉與高效率。「稅負少一半」也是讓富人決定投入新加坡懷抱的重要原因。
新加坡是城市國家，能夠吸引富豪目光，必然有可讓台灣望其項背之處。在幅員、產業結構與國際政治處境大不相同下，這場國際輕稅賽局，台灣實難以不計一切代價去與新加坡較量。比較鄰近國家，台灣近年經貿實力已漸追不上韓國，面對星港的高薪、輕稅環境，政府還得因應人才及富豪外流危機。
腹背受敵是馬政府急需突破的困局，究其成因，稅制固然只是其一。不過，當全球醞釀富人轉籍潮時，政府也應思考，現正如火如荼開展的稅制改革，新加坡的輕稅經驗，能讓台灣學到什麼。
馬政府的「量能課稅」稅改主軸，試金石是證所稅，相關法案也送進立法院，六大工商團體至今仍抗拒開徵，立法院休會前能否順利審查充滿變數。量能課稅這一仗無比艱辛，追根究柢在於馬政府的稅改作風往往流於急興，欠缺謀定後動長遠縝密的布局。
例如因金融海嘯大降遺贈稅後，資金回流氾濫卻使房價暴漲，轉而施以奢侈稅重罰炒房投機，進一步引發資本利得免稅的公平爭議，讓開徵證所稅之議應運而生。稅改只有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補網效應。
反觀新加坡，貧富差距更甚於台灣，然而新加坡只對少數個人及企業課徵資本利得稅，海外投資獲利不用繳稅，個人身後遺產稅負為零。列舉新加坡友善的租稅環境，並非要政府放棄量能課稅的改革軸心，而是從證所稅開徵遭遇的龐大阻力，對比新加坡長期維持輕稅優勢，擁有向外資與全球富豪招手的能力，台灣追求量能課稅的努力，不能走味成只剩「仇富」氛圍，形塑重稅的誤解。政府必須從稅制改革中，找出一條可以兼顧公義與發展的雙贏之路。
沒有人會反對構築在公平之下的輕稅。簡單來說，政府追求公平與輕稅，兩者並不違背，但原本應是一體兩面的事，並非靠單打獨鬥的公平改革，或是高舉公義大旗卻處處受阻的量能課稅所能竟功。舉例來說，政府可以對富人課最低稅負、奢侈稅，再課證所稅，但同時是不是也該思考，高達40%的所得稅率，對不炒股、不炒房，經營有道的富人而言，是不是失之過重？稅制不是用來懲罰富人，當然，富人也應體悟，輕稅前提下，繳納合理的租稅也是義務。
聖經箴言：公義使邦國高舉。馬政府的量能課稅，原是為達成租稅公義的神聖使命，本質是公平，不是重稅或仇富。量能課稅應是打開公義社會的金鑰，但要走向幸福國度，馬政府有責任再為全民畫一張輕稅藍圖。
【2012/05/27 經濟日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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